n 其中，山东省（不含青岛市）债务余额最高，为4752.2亿元。
此外，这些中小企业融资构成的总体的风险明显高于大企业融资构成的风险，这是一个基本事实，我认为，商业性金融机构按照锦上添花的这种取向，自然而然更多地首先考虑的是支持大企业大项目无可厚非，其运行机制，运行下来也是一种资源配置在基础层面上的优化。那么，再往后呢，成片的果园里面的采摘和当地发展黄金旅游路线连在一起，成为一个旅游点，这样一个通盘的设计，看起来就像把原先农产的那些分散的景点连成一个更新换代的全套的更具规模效益特点的产业链。
支持大企业大项目和支持中小企业的小项目，每一个具体支持项目办理之间的固定成本可能差不多，但是大企业大项目做成一个融资的规模几亿甚至十几亿，小企业呢，几十万、几百万就很可观了。这个果品品质非常好，到市场上可以卖个好价钱，这又成了农民增收的因素，农民增收以后，他这个商品经济概念出来以后，他就知道能不能接着搞个农家乐，这又跟桂林旅游的概念有关。很多地方层面的有政策性担保明确意图的机构或者存在普遍的两难，一开始决策层的态度很鲜明，财政的支持也能跟上，再往后财政由于种种原因不肯跟进，紧接着这些机构的运行明显碰到了两难，如果按照一开始政策初衷，继续支持中小企业的融资担保等等，但是损失发生之后，认为对各方无法交代，对领导无法交代，对社会无法交代，特别是对自己的员工，对自己要做的事业无法交代，那么，如果它要想维护自己的资产，它能够保值增值，它就不得已要放弃政策性的初衷，转而追求短平快，转而追求一般商业化运作，这种两难已经普遍发生，这么多年来，大家各地做了很多积极的努力去化解两难局面，但是并没有很成形的经验。日本过去特别强调两条，一个叫做项目决策上的专家集体决策制度，在中国不叫专家集体决策，至少专家比较充分的可行性论证，然后在进行决策程序。而这个时候，他认为财政资金的进入使基金投资回报的风险降低，前景变得更乐观，他们愿意进来。
这句话展开一点，可以理解为，金融的重要性在于现代经济的货币媒介与信用媒介构成的整个血液循环系统，就好像一个生命体，心血管系统是核心系统。我们总结出财政出钱贴息比例的倒数就是资金放大的倍数。他列举了由高盛集团文件所披露的两个显著特点（全球实物资本回报率的增加及股票风险溢价的增长），然后他又增加了一点：许多工业品的美元价格面临强大的下行压力。
?威德对这场危机的理解非常简单，那就是，本次危机其实就是国际收支失衡与信贷回流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应对出口下滑问题上，石油输出国组织不仅成功了，而且还立刻为石油输出国带来了影响，那就是它们在短时间内难以吸收的大量的贸易顺差。值得注意的是，数年之前，布什政府已经考虑到这一威胁了，但还未表态。尽管还有包括投资组合融资和不断递增的国外融资，而后者占银行贷款的比例从1992年的229%上升到2001年的39%。
从年度名义增量来看，从1998年到2000年和2002年到2005年，美国赤字增加的速度比中国顺差增加的速度快得多。最后，通过分析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和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先后顺序，有一点不容忽视：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一直是对美国收支不平衡作出的反应，并与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以中国为终端、以东亚为中心的国际生产网络的系统性的路线改变有密切关系。
@观察者网最后，本文质疑了这些观点，并从正确理解凯恩斯主义的角度出发，对全球失衡作出了其他阐释。在求稳定的名义下，南半球经济完全失控了。@观察者网中国所持有的外汇储备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义的，特别是因为很大一部分外汇储备是国外跨国公司投资的合资企业的利润，很明显，这些是不会返给中国的。罪责就是中国的干预性经济策略以及其可以理解的、但却是错误的疯狂的外汇积累已经成为美国信贷泡沫的重要原因。
因为，如果我们认为中美双边贸易以国家为单位并最终以商品货物进行，那么确实中国不能继续依赖过度负债的美国消费者来继续消耗其顺差。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中国通过其资本流入冲销政策而积累的外汇储备导致了美国信贷泡沫的形成，因为大量资金流入都是由于美国首先实行信贷扩张而引起的(还有源于支持诸如英国及其海外殖民地的金融中心的信贷扩张)。为了达到此目的，中国必须首先修正其汇率制度。因此，他总结说，国际收支失衡难辞其咎，各国对这场危机的相应现行政策仅仅关注到了金融体系的问题，而对收支失衡及其背后的原因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换句话说，这些资本流动是美国金融化的一个反射而不是其原因。而这些问题又导致了海外净资产的积累，这些积累又主要被用于储备，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政府部门的所得来解释这一点。
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罗伯特·威德。这种改变为支持下述政策提供了意识形态辩护，即，将调整的重担由北方经济体转移至发展中国家。
并且，在这种背景下，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让二分之一的中国人口在下一代实现城市化的计划已经启动。换句话说，2007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大约相当于其对亚洲的进口额以及对欧美的出口额总和的23%，或者说是其在世界范围内迸出口总额的129毛。另外，与北方中央银行为了应对危机突然创造的庞大的流动性以及目前由于北方中央银行干预导致的从事套利交易的流动性相比，这样的储备也显得微不足道。他认为：中国的不良行为正给世界其他经济体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信贷回流到私人部门将促进这种转变。?沃尔夫在9月份重申了上述看法。
甚至更重要的是，沃尔夫在他的论点中根本没有提到雇佣和工资的问题。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教训是，我们不应该把经济当成道德故事。
中国对亚洲的进口额从2001年的1470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6200亿美元(超过了总进口额的一半)，而对美国的出口额从2001年的520亿美元增长到2520亿美元，对欧洲的出口额从490亿美元增长到2880亿美元。而另一方不得不直接与美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竞争，其获胜希望是渺茫的。
分析事情发生先后顺序的关键问题涉及自2001年以来中国作为重商主义代表突然出现的原因。事实上，1971年，美国降低美元含金量的主要原因是，在长期赤字和国外对美元和美国黄金储备的需求不断增加的情况下，难以维持现状。
问题是中国还没有实行应对这场全球危机所需要的深刻改革。从北半球的金融角度来讲，与预期相比，这种结果非常成功。我要补充一点，2000年股市泡沫的破裂也加大了股市的感知风险，因而也增强了那些被认为较安全的信用工具的吸引力，2000年代初我们目睹了这些信用工具的出现。之后，很多资金流入都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以及外国对中国进一步直接投资有关。
他没有批评而是建议我们必须除掉思想的有色眼镜，以谦逊和实用主义的精神面对这项任务，除此之外，关于这一点沃尔夫没有给出更多的指导性建议。这些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2001年经济衰退时大量资本流出，和同年中国加入WTO后，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快速增长有关。
不管平衡与否，考虑到中国所面临的巨大挑战，经济增长总是一个需要优先考虑的因素。他们认为，货币升值不可能在很大程度改善美国对中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因为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总价值中，从美国进口的投入品占很高的比率(据说高达70%-80%)。
而事实上，就是因为失业和认为降低工资是扭转失业的一种方法这种荒谬的思想，强烈推动着凯恩斯极端地主张推翻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存在的（并且在过去的30年里一直存在的）英国经济权威范式。在政治压力急剧上升，要求英国将那些走向失败的金融机构国有化的时候，针对已经开始的大规模金融救市行为的讨论也就顺理成章产生了。
他总结说：国际体系大约成立于1984年，该体系通过过高的实际利率、保险以及各种避税措施，鼓励破坏拉丁美洲混合经济体系的合法性。他认为，理想情况下可通过名义汇率升值实现的实际汇率的提升将是结束中国通过外汇干预大幅补贴其出口的最主要的方法。换言之，与他的前任格林斯潘一样，他对因果关系的解释也是从顺差到资本流入，再到资金流动性和监管失灵。考虑到凯恩斯晚年致力于创造一个战后均衡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这样贸易顺差国和赤字国都会受到惩罚，沃尔夫除了提出用财政措施来应对金融危机以外，关注国际收支失衡似乎是他对凯恩斯理论的另一认可。
而后面这个比例自21世纪开始增长，但实际上比1997年和1998年少。然而，根据中国与另一地区贸易平稳所发生的同样巨大的变化来看，结论就会不同。
四、结论本文主要研究在过去及现在金融危机情况下的意识形态重建问题。结构调整计划更普遍地反映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秩序结构重新调整的必要性，也就是说，美国的海外地位从20世纪70年代的经常项目顺差转变为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一贯的且不断增长的经常项目赤字。
他似乎在暗示这是国际收支失衡带来的必然结果。作为一种逻辑推论，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必须承担因此而进行调整的代价，不仅要采取补救措施，还要进行中期结构调整来改变其顺差状况，主要是通过人民币升值，以及通过金融自由化及其他市场改革措施来进行自我改革从而解放其国民的被抑制的消费。
